少年丨魏梅武: 九岁那年, 第一次到小姑娘家“相亲”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魏梅武，生于1947年，江西省吉安白鹭洲中学67届毕业生，赣南师院中文系77级。毕业后在江西省莲花三中任教，1983年支边赴新疆，先在北疆兵团六师，后调南疆某市委工作。现已退休，居广东惠州博罗。

原题

相 亲

（外两篇）

作者：魏梅武

闲来无事，讲个故事让大家乐呵乐呵。

故事的主人公即本人。故事的内容是“相亲”。一生有过两次相亲，头次是9岁，荒诞不经，搞笑滑稽。第二次是无奈凑合，终成眷属。今天就只说很搞笑的第一次“相亲”吧。

我的第一次相亲。大约是1957年的正月初二吧（那时我九岁，读小学四年级），我父亲给我备好了去“相亲”的礼物：一个红包内有20元钱，叫我放口袋里。另外一个是竹篾编的花篮，里面放了两个纸包，包的是家里过年招待客人的兰花根、油炸红薯片、炒花生等吃的东西。一个纸包上夹了一个红包，大约封了一元二毛钱，一个纸包上盖了一块手帕，那时一块手帕大约一毛钱就能买上，父亲郑重其事地交待我，今天是你头次去小姑娘家里“相亲”，要放松点，嘴甜点，把东西交到小姑娘的妈手里，她会留你吃中饭，你就吃了饭再回来。

一个只有九岁的不懂人事小孩，连“相亲”的内涵是什么都一概不知，却被赶鸭子上架，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家去看小姑娘，你说能轻松起来么？能不紧张害怕么？我抗争了好久不去，但不去就要挨打，最后只得含着眼泪提了花篮往小姑娘家走。

小姑娘叫谭玉妹，比我小一岁（8岁），人长得很漂亮，但她漂亮不漂亮与我何干？但奇怪的是两家父母竟然都同意这门“亲事”，真是现世奇葩！

小姑娘家离我家并不远，沿着公路走两里路，就到公路边的玉妹家了。但这个两华里路我却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路。因为走两步退一步，每迈一步都怯怯不安，老是在路边停下来，想想还要不要走下一步。但父命难违，只好磨磨蹭蹭快近中午才到玉妹家。近她家时前后左右看看，见没有人才红着脸进屋。

我从大门进，小姑娘就从后门溜了，只瞥见一个人影。我叫了声伯母，小姑娘的母亲就笑嘻嘻地说，孩子，你来了呀。然后热情地叫我坐在八仙桌旁，把糖果烷楂端出来，给我筛上茶水，说我去弄饭了，中午在家吃饭。我心里咚咚直跳，在她家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遇到她家有客人来时，我就像耗子见到猫一样惊恐不安，走出屋外，假装出外看风景，但又怕见到其他人，待客人走后又缩回到她家。

好容易饭菜上桌，我勉强吃了一小碗饭，就匆匆放下碗，然后对伯母说，我回家去。伯母把花篮送回给我，换了点其它东西在里面，叫我代她向我父母问好。出了门，我才如释重负赶紧回家复命。

更要命的是，我去“相亲”这件事竟然他们全村人都知道了。大人知道不过笑笑而已，可和我年龄大小差不多的八、九、十岁小孩就像发现了新大陆，觉得太新奇太刺激，不知哪个“短命鬼”建议说，魏梅武去上学，每天要经过我们村，我们就排成一行等他。等我快经过他们村时，他们就齐声高喊：魏梅武讨（娶）玉妹，魏梅武讨玉妹……我吓得心惊胆战，赶紧小跑过去，之后我再不敢经谭家村去学校了，绕到另外一个村子上学，虽然路远了很多，但却值得！

我父亲是木匠，而且手艺不错，在方圆十里乡村有点名气。人家建房建屋，大都请他去做“佐头师”，即请他当一把手，因为乡村建房请客坐席，木匠是一席（首席），泥水匠是二席，其他席位就是什么舅舅呀姑父呀等等。我父亲又是个乐天派，喜欢开玩笑。在谭玉妹家建房子时发现小姑娘长得漂亮，就打起了她的主意，他对小姑娘妈说，嫂子，我家老大是个男孩，很会读书，年年考第一，和你家女孩年纪差不多，能不能把她嫁给我老大当媳妇？玉妹妈说：可以呀，魏师傅。我爸乐了，就说，那就定了吧。玉妹妈说，没问题。

江西省永新县有订娃娃亲的风俗，于是两家就正儿八经地订亲了，而两个当事人（我和玉妹）却像木偶人一样任凭大人摆布，用老家话说，两个孩子还在吃“糖鸡屎”，哪懂什么婚姻大事？

第二年春节，我又提了个花蓝去玉妹家拜年，但仍然是我进大门，玉妹就从后门溜走了，到底她长什么模样，我始终没见到她的芳容！这也就是我五十年后从新疆回家探亲时见到她对她爱理不理的原因。

1958年大炼钢铁年代，因为父亲手艺好，被吉安市路桥工程队招工当了正式工人，第二年设法把全家迁到了吉安市，但1962年为解决“三年困难”遗留的问题，国家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动员工人回乡务农以减轻城市压力，于是我父亲又带着全家回到了农村老家。而我因为读书好的原因，考进了省重点中学——吉安市白鹭洲中学，而且一待就是七年，直到1968年下半年回乡务农，而这时我已经22岁了。

奇怪的是，我父亲再不叫我去玉妹家走动和送礼了。不久又听说玉妹嫁给了本公社的一位公社通讯员，虽然只有18元一个月的工资，但人家吃的是商品粮，属正式编制，比我强多了。

1977年冬，我年届三十，且有了三个小孩，在父亲和大弟及老师们的劝说下走进了考场，而且侥幸被高校录取。在读书放寒假的一天，我去文竹墟上赶集，无意中瞥见谭玉妹的背影，我问同行的村人，问她日子过得怎么样，他们告诉我，她的丈夫花心，找了个情人，把她甩了，现在已经离婚回娘家过日子了。我听了后麻木不仁，心中没有泛起一点点的涟漪。

毕业后在外县教了近三年高中语文，就于1983年携全家支边去新疆了。2000年秋我首次回家探亲，谭家村一位朋友请我去吃狗肉，但装菜时发现少了几个盘子，这位朋友的妻子就去谭玉妹家借。谭玉妹就问，今天来了什么客人，值得你们杀狗招待？朋友的妻子就说，是珍武（珍武是我的小弟）的大哥从新疆回来了。谭玉妹就问，是不是梅武回来了？我朋友的妻子觉得奇怪，说，你怎么知道他叫梅武，连我都不知道。谭玉妹笑而不答。

吃过中饭后，我们正在喝茶聊天，谭玉妹梳妆打扮一番后来了。一进门就笑着对我打招呼：梅武，你回来了呀。我点点头，笑着说，你还是那么漂亮呀。她说，老了，老了，哪里谈得上漂亮。互相寒喧了后她邀请我们去她家坐一会儿，我不想去，但陪我来吃饭的大弟和小弟说，大哥，还是过去坐会儿吧，不要扫了人家的兴。于是我们几兄弟就去了她家。她把茶点招待我们，我问了她几句日子过得怎么样，她说，还可以。而实际上她是借人家屋子住，第二个老公是广东人，常年在外打工，她回娘家在家带小孩艰苦度日。我们坐了会儿起身告辞，玉妹向我讨要名片，我没带在身上，但大弟有我的名片，就给她了。

之后不久，玉妹到我小弟家几次请我吃饭，我都婉辞不去。小弟媳妇对我说，大哥，人家来了一次又一次，你总是不去，到底是咋回事？人家对你这么有情义，你不能这么无情吧……不得已，我终于和小弟一起去了。她是在人家办饭请我们的。席间，办饭人家也认识我，他对玉妹说，你没眼光，如果当时跟了梅武，今天也拿上国家工资了……玉妹似有懊悔之意，她说，又没有梯子爬上天去看看，哪知道梅武有今天啊？我也不是个好人，报复心强，特意补了一句：玉妹如果跟了我，我怎么也要给她弄个干部指标……

在我返疆的前几天，玉妹送来了家乡特产：酱姜、陈皮、酱茄子等东西，小弟媳又督促我要送回点东西给人家，她说，人家对你这么大方，又是请吃饭又是送特产，而你始终不冷不热的，到底咋回事呀？我笑着说，你不懂其中事，不要多问了……

临走的前一天，她又来了，我送回一本红笔记本和一支钢笔扣在笔记本上，并且把一张百元钞票夹在笔记本里，叫她自己多保重。看她样子，对我是依依不舍，但是已经晚了，各自成家立业了，现在还能怎么样呢？

外二篇

怀念贤妻肖头珠君

2021年11月16日晚8点50分吾贤妻肖头珠君在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原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平静地安祥地离开了人世，享年75虚岁（1947.11.26未时生）。

11月16日晚4点55分至5点零5分，我还和她视频了10分钟，没想到晚8点零5分我就接到了主治医师的电话，叫我们赶紧到医院去，我立马通知儿子、儿媳带孙子从工厂开车过去，我则坐内侄车子从家中赶过去，在8点40分赶到了住院部九楼呼吸科重症监护室，医生和护士还在全力抢救。在她最后10分钟时，我和儿子、儿媳、孙子、内侄等人守在她身旁，我握着她的手大声呼喊她的名字，儿子、儿媳大声叫着“妈，妈……”、孙子大声喊着“奶奶，奶奶……”，内侄大声叫着“姑妈、姑妈……”然而，她还是在晚8点50分安祥地离开了我们，让我想到生命的脆弱，人世的无奈。从9月13日到11月16日，住重症监护室65天，我们全家尽最大努力想把她再次抢救回来，但终究还是回天无力，挽救不回她了。

自1971年正月初六结婚，我和肖头珠共同生活了50周年。“不思量，自难忘”，想起她的勤劳、无私、刚强、善良，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了。

老实说，1969年冬我去山里相亲时并没有看上她，我没看上她是看到她的手粗糙，手指像鸡爪般难看；而她也没有看上我，嫌我身单力薄，读书虽是省重点中学高中毕业生，但没有工作，又不会种地，也没有学什么手艺，真是“百无一用”。然而，她的父亲却看上了我，硬要留我吃中饭，而且鸡鸭鱼肉非常丰盛。饭后介绍人姨娘问我看上了姑娘没有，我使劲地摇头，姨娘就数落我，把我的种种不足点了出来，说姑娘勤快、善良，娶了她我并不吃亏。

我想想自己，的确是“百无一用”，就说，你去问她吧，她如果同意，我也就将就吧。她父亲见有希望，立刻叫她妈把另一个先到她家相亲的男孩的生庚退回去，对我姨娘说，就定你的姨侄吧。而肖头珠则骂她父亲是“土匪”，是专制主义者，连她自己的婚姻都没有自己作主的自由。

她奉父命和我成婚后，立即显示出了她的勤劳。我当民办教师在学校教书，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可她从不睡午觉，白天在生产队出完工后，就去侍弄菜园，或松土，或除草，或施肥，看到哪里有块空地，就千方百计挖松后种上豆子、花生或插上红薯秧苗，后来怀孕了也没有休息过一天，农历9月29日是她分娩的日子（这年闫五月），白天还在地里挖红薯，晚上生下个男孩，虽然疼得要命，但她无怨无悔。我这下明白了她的手那么粗糙难看的原因了。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我国最艰难的时期，物资奇缺，买东西样样要凭票，粮食更是不够吃，只好红薯煮饭，每次煮饭时大半锅是红薯只放一小把米掺和着煮，而我吃多了红薯胃就返酸，而她总是把上面一层的米饭装进碗里端到我手上，自己却只吃红薯，后来陆续有了三个小孩，她总是把米饭留给我和孩子吃，自己只吃红薯。

大年三十，我去永新县邻县泰和县收公鸡毛，她带着三个小孩在家杀了一只鸡，只吃一半，留下一半等我正月初三回到家里才端出来给我吃，我怪她太节俭，让孩子挨饿，她说，除夕过年，人家家家在家吃团圆饭，而我家的男人冒着寒风走村串户去收鸡毛，一想到这个，我就流泪了，你不在家，哪有心思吃饭？我又哄她，说今年鸡毛收了一担箩筐，该好好庆祝一下，把你留下的另一半鸡端出来，我们补上团圆饭吧，她这下就像孩子过年般高兴，立马忙着煮饭炒菜。

她不仅无私，而且十分刚强。1977年冬，我参加恢复高考后的首届高考，侥幸被某大学中文系录取。在我读书的日子里，她不仅要照顾七至二岁的三个小孩，还要白天生产队出工，早中晚要侍弄自留地和养猪养鸡养鸭喂牛，晚上家家都睡了，她还在煤油灯下剁猪草，每天都要忙到大半夜才能休息。由于穷，她带着三个小孩整年吃不上一两次荤菜，生产队杀猪，按人头摊派，每人一斤，一斤只要七角四分钱，她无钱购买，把名份猪肉让给别人买。她带着三个小孩，整年吃的是白菜和萝卜干。

在我上大学的头年， 有一天，六岁的女孩去拔猪草，走到庙门前河边，突然眼睛看不见东西了，她不敢迈脚，只有坐在地上哭。过路乡亲问她怎么啦，她说，“我看不到东西了，我的眼睛见不到任何东西了”，乡亲们去告诉她妈，说“你女儿坐在庙门前河边哭，她说眼睛看不见东西了……”吓的她妈赶快跑去问她怎么啦，女儿说，“妈，我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东西了，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她妈立马背起她到处求医问药，找了很久。屋后邻居兆华贤侄对我妻子说，莲花县有个会治眼睛的退休医生，她就求他带路，兆华贤侄很爽快地答应了。她就交代七岁的儿子，叫他早上喂好猪食，放出鸡鸭喂好食，把牛放到生产队雇的放牛人那里，然后背上弟弟去上学，晚上要把牛猪鸡鸭关好……然后拿个袋子装上几升米和一包干花生，就背起女儿和贤侄兆华到30多里外的莲花县眼科医生家里。

医生看过女儿的眼睛后说，这女孩得的是夜盲症，全是营养不良缺少维生素造成的，在这里治几天就会好。她妈这才放下心来。她把米和花生送给医生。医生说，你和女儿这几天就住在我家的舍屋里吧，吃饭和我们一起吃，我妻子千恩万谢地答应了，兆华见安顿好了，才放心地回家去。

在我上大学的第二年，我们的大儿子又生病了，我妻子借遍全村才借到五元钱。我家门前就有到永新县城的班车，去一趟县城50华里路只要五角钱，来回也就一元钱。但她为了节省这一元钱，硬是背着八岁的儿子去县城，上午背到县城已过中午，医生下班了。等到下午两点多医生才上班，看完医生拿上药后已近3点了，她二话不说又背起男孩往家赶，实在背不动了，就哄小孩下来自己走走，到离家还有20多里的珠朗大樟树下，母子俩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大樟树下歇足。

她正愁今天怎么到家时，本村一位在林站工作的邦飞兄到县城办事回文竹，车子的灯光照见了母子俩，邦飞兄立即叫司机停车，问这么晚了怎么还在路上，为什么不搭班车回家。我妻子把情况说了后，他说，你们上车吧，我捎你们回家。到家后见老二老三在走廊下哭累了睡着了，她把两个小孩摇醒，生火做饭，等吃完饭，已经夜深近12点了。

在我上大学的第三年，即1980年的八月底，妻子肖头珠送我去文竹搭班车返校。路上，她无意中开玩笑地说：你真能吃，我见你今天返校，特意买了两毛钱豆腐，哪知道你一人就吃了一半，我和孩子吃了一半后，中餐我们又只好盐水送饭了。我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坐上车后我心中久久无法平静，我恨自己的自私，恨自己不理解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在家的艰难。想到妻子的种种辛苦，我的泪水就长流不止，以至车上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回到学校后，我好几个夜辗转难眠，写信对她说，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时，就去供销社问你父亲借点钱渡过难关，等我毕业了出来工作就还他。可她再苦再难也不向父亲开口求借，她说，父亲也是个临时工，没多少工资，怎好意思向他借钱？她对自己已近苛刻的地步，我也拿她没办法。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莲花三中教毕业班语文，离家120华里。她一个女子，在分田到户后的日子里，种地她不会犁田耙田，样样要求人，后来公家分的一条耕牛也病死了，她在家就更困难了，我觉得这不是长远之计，想在学校开个小卖部，把她接到学校来。正有此想法时，恰逢《光明日报》登了一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面向全国招聘高中各科教师的启事（兵团文革时解散了，1982年中央决定恢复兵团，急需各种人才），并且有解决家属正式工作的优惠条件。我心动了，写信去联系。

结果在1983年暑假，招聘组一行五人亲自到江西省对我们进行面试和考核，因为我对他们带来的由新疆大学出的试卷做的答卷让他们十分满意，当场拍板说我应聘上了，作为支边名额上报江西省教育厅，省教育厅见到是“支边”任务，就予以放行了。于是，在1983年8月，我携全家赴疆。妻子到单位后的第三天，人家就兑现了诺言，把肖头珠分配到学校工作了。工资虽然每月只有28.18元，加上每月有8元粮油补贴，她每月可拿到36.18元。而我则被分到学校教高中毕业班语文。

因为初到一个单位，心想必须拿出点成绩来，让单位觉得他们没白花本钱请我来，所以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家里事就全靠贤妻肖头珠了。她二话不说，一切家务事和教养三个孩子读书、生活的事都包揽下来了。新疆冬天滴水成冰，去挑水路远冰滑，但她总是不声不响地一个人去挑水回来。

由于我运气好，教的学生又争气，1984年学生高考一炮打响，我教的学生高考语文成绩最好，一下子赢得了全团干群的交口称赞。加之我在布置学生作文时也试着写“下水”文章，并且寄往报刋杂志后常被采用，让团长、政委对我刮目相看，就在我教高中毕业班八年后把我调到团机关当行政秘书和党委秘书，之后机关改革，又升任了党委办公室主任，并且继续兼任两个秘书职务，我的事就更多了，家里的事全靠肖头珠一人料理了。

后来，我又被南疆一位市委书记看中，把我调到了市委办公室工作，任市委书记的文字综合秘书，这下就更忙了，开会要给他起草讲话稿，下乡下牧区下工矿企业，要给他写好调研文章，上面来了检查团，要为他写好汇报材料，什么大农业（农、林、牧、副、渔等）大工业（工、商、交、建等）大文卫（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广播、体育等）大政法（公、检、法、司等），平时都要搜集资料存放，以便写东西时能用上，还要把领导做的事和见到的成效写成稿件寄往报刋杂志予以宣传，所以我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根本无暇顾及家里的事，两个孩子考大学，老三考中专，我都没有时间予以指导和帮助，全靠贤妻肖头珠一人打理。

在我当了两任市委书记的秘书后又被市委任命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文明办主任，副部长好当，文明办主任却很不好当，要想评为省级文明单位更是难上加难，因为评上了省级文明单位，单位上每人可加一级工资，而贫穷单位加不上一级工资，也能每人增加一个月的工资，所以牵涉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各个单位都想千方百计评上文明单位。而我又要替市委书记把好关（市委书记是文明委的第一把手，而我只是办事的）所以各个单位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都要去检查去落实，如果上面来检查，更是忙得足不点地，家中事根本无精力顾及，只有让贤妻一人去处理了。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我的贤妻肖头珠君不仅勤劳、无私、刚强,而且特别善良。她在住院前的几天，还念念不忘曾经帮助过她的人。她对我说，孩子长大了，对他们要耐心说服教育，不要动不动就发火。对那些在我们困难时帮助过我们的人要感恩。有能力的话一定要去上门表示感谢，予以回报。我一生与人为善，予人方便，从不与人结怨，希望我们的后代也要继续这样做下去……

今天，在贤妻归天七七四十九天之际，我流着泪写下此文，作为对她的一种深切怀念。她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让我高山仰止，学有榜样。

云山苍苍，冮水泱泱，贤妻风范，山高水长。望贤妻肖头珠君一路走好，早升天堂。

愚夫魏梅武敬拜。

写在肖头珠君

七七四十九天之际

手表的故事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村有一位“二流子”（即游手好闲之人），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块破手表，戴在左腕上，特意把袖子捋得高高的，生怕别人看不到。

他这种行为惹得许多人火冒三丈，纷纷在心里谴责他：什么玩意！老子都没有戴手表，你一个“二流子”，竟然恬不知耻地戴上一块手表来我们眼前炫耀，这不糟蹋了这块手表吗？这不是对我们本分人的大不敬吗？这不是把那些有身份地位的人贬低到十八层地狱了吗？

曾几何时，那些戴手表的人是大有来头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只有县太爷才够资格戴上一块手表，六十年代只有公社书记、社长才够格戴上一块手表，七十年代只有拿了国家正式工资的工人、教师，技术员才够格戴上一块手表，其他人戴上一块手表，那是猪鼻子插葱——装象！

一个在村里不老老实实种地，却整天游手好闲地瞎溜达，还戴上一块破表瞎晃，也不怕晃瞎了他的狗眼！因为他的不知天高地厚，无意中得罪了许多人，那些乡亲们以前见到他也许还点个头或是打声招呼，可自从他戴上手表后，人们远远见到他就像躲瘟疫似地赶快避开：老子眼不见心不烦！跟这种不要脸的人在一起，这不贬损了自己？！

更可笑的是，我们旳“二流子"大人竟然戴手表去“相亲”了。介绍人知道这种人在周边地区不好找，特意到偏远山区去给他找了户人家。

去的那天，有个好心的老人劝他把手表卸了，说你不戴手表去也许还有点希望，如果戴上手表，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去也是白忙活了。可是有几个心地阴暗的后生一心想看他的笑话，使劲地怂恿他：不戴手表怎么行？这不是把金子埋在土里被埋没了吗？戴上吧，戴上吧，这么好的东西不戴上真的是太可惜了！

这位“二流子”觉得双方都有理，取了个折中：穿上了长袖外衣，把袖子遮住手表去“相亲"了。然而“衣衫遮不住，毕竟光留住"，举手投足间，手表还是探头探脑地冒出来了。他又赶快把衣袖扯下来遮住，如此这般三番五次地扯袖子，好像把戏团里的小丑，弄得好滑稽可笑。

好容易和介绍人到了女孩家，女孩家的人眼尖，有个人盯着他的手表问，你是哪一级干部呀，在哪个单位上班呀？那位“二流子”脸红了不吭声，又有人说，如果不是干部，至少也是五级以上钳工（当时大企业的工人也评级，最高是八级，每月八十多元。基本是一级十元，依次类推，五级是每月五十元，新进工人转正后一般定为二级或三级，也就是每月二十或三十元，五级工是高工资了），大家像看西洋镜似地围着他看和问。

那女孩只瞟了他一眼就进闺房了，那介绍人去问，她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介绍人对“二流子”说，我们回吧！于是两人赶紧开溜。这时有个知道内情的人对那女孩的父亲说，这是个“二流子”，怎么跑到这里来相亲了？那女孩的父亲觉得被人耍了，拿棍子要去追二人，说“我们老实人就这么好欺负么？我要去打断他的腿”！旁边的人立马拉住他说，“一家养女百家求”，人家来，你连一碗茶叶开水都拿不出，人家最多喝了几口白开水，你又没丢什么，凭啥去打人家？这样劝，这女孩的父亲才消了气，扔了棍子。

公正地说，这“二流子”后生五官端正，体态匀称，如果在家正儿八经地务农或学个手艺，找个女孩并不太难，可惜的是他的思想太超前了，别出心裁地戴上手表，结果弄得笑话百出，人们把他当成了“怪物”来对待。这次相亲他因为一块表的缘故差点挨打，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几个后生更是笑得前仰后合，开心了好几天。

见不得别人好，见别人好就眼红，嫉妒，打压，是千百年来许多农民的通病！我是农民的儿子，这种劣根性也传染给了我。我见到那位戴手表的人也很反感。文革期间我从吉安白鹭洲中学高中毕业回永新乡村当了民办教师，莫名其妙地觉得再不咋地，地位、身份也在那位“二溜子”之上，老子一个老高中生都没有戴上手表，你凭什戴上了？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然而，世易时移，随着时代的变迁，各种风俗也变了。七十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的思想好像一夜之间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过去视贫穷为荣、越穷越光荣的传统一扫而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竟然有不少农村人戴上了手表、穿上了西装、脚上也由解放鞋换上了皮鞋。农民戴手表再不是稀罕事了。

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我这个“乡巴佬”也在1980年秋戴上了一块钟山牌手表！

1977年冬，我参加恢复高考后的首届高考，侥幸被高校录取，三十岁上了大学。那时我想，能戴上一块手表上大学，多风光实用呀！但是妻子带着三个小孩在家种田，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整年整年吃的是白菜、萝卜和霉豆腐，常年不知肉味，经常连买火柴和盐的钱都不知往何处找，哪敢奢望买块手表呀！

1980年秋，学校安排我们到赣州地区各县中学去实习，我这个师范院校学生被安排在于都县一个中学实习，这时急需一块手表掌握时间。我把这个意思向妻子提起，她沉吟了很久，然后去向在供销社工作的父亲借了40元，托关系买到了一块价廉物美的钟山牌手表。那时最好的手表是上海产的上海手表，一块要125元。钟山牌是南京产的新表，有两个型号，一种是30元一块，不防水防震，一种是40元一块，防水防震，这两种型号的钟山牌在当时是紧俏货，要托关系才能买上。我是托在吉安市粮食局当领导的远亲叔叔才买上40元一块的手表。我戴上手表去给学生上课，的确给我带来了很多方便。

更没想到的是，1983年秋我携全家支边新疆，土得掉渣的妻子也意外地收到了她父亲送给她的一块钟山牌手表。我岳父听说他女儿去新疆也能有正式工作，能拿上国家工资，就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块手表送给女儿。我妻子得到这块手表，怎么也不敢戴在手上，说是羞死人了，我一个农村女子，戴手表不让人笑话吗？人家不在背后指指戳戳吗？她怕别人说闲话，始终不敢戴。可同村和她玩得好的几个女伴劝她：出门了，有工作了，要戴上手表撑个门面呀，你戴上了，也给丈夫脸上争光呀……最后，大家强行帮她戴上了手表。

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城打工的越来越多，穿西装，戴手表，西装革履的人越来越多，那些当年嘲笑“二流子”戴手表的人觉得自己少见多怪：明明是自己孤陋寡闻，却去讥笑别人，真是夜郎自大，想起来真是羞愧难当！

当年的“二流子”，何许人也？其实，这个人当时就干起了在江西、湖南等地倒卖蛇、狗、黄鳝等物的买卖，不声不响地挣了钱，只不过当时政策不允许这样做，说是在搞投机倒把，查到了要处理，他是偷偷摸摸做的，农村人都被他骗了而已。今天想起来，我们都觉得他是位能人，有经商头脑，可惜大家都错怪了他。

2021.9.1

魏梅武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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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